近代中国的“歧路人”——罗家伦评传

张晓京，女，1967年生于北京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副研究员。近年来主要研究领域：高等教育管理、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研究、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研究。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30篇，出版学术专著3部（主编或合著），曾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国家级二等奖3项，北京市级一等奖5项、二等奖3项。

《近代中国的歧路人罗家伦评传》主要内容：高等教育管理工作，应该说是罗家伦最有心得、最有建树的领域，也被认为是他“飞黄腾达”的“不拔之基”。但是，无论是罗家伦年仅三旬即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时期，还是他执掌中央大学近十年的光阴，“赫赫声名”的背后却是难抵毁誉参半的忧伤和壮志未酬的遗憾。抗日战争期间，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，罗家伦的的确确是发挥他“学者化”的“政治人”与“政治化”的“文化人”的优势和特长，在中央大学校长的任上，他著书立说，撰写了《新民族观》、《新人生观》等著作，从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，构建其“新民族”的理论体系，以“文明史”替代“政治史”，强调政治的统一与民族文化的认同；同时，通过从体格、品格等多方面塑造“强者”的形象以影响青年，试图培养一代具“新人生观”的“新青年”，以应对民族生存的危机。无奈，这些努力虽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，但是随着他的去职，也都一一销声匿迹。出使西北，在饱览河山壮美之余，目睹“建设的落后”，“政治的腐败”，“分裂的危机”，罗家伦也曾经忧心忡忡，言辞恳切地上书中央政府和蒋介石，发出”经营趁早”的呼吁。然而，所谓“开发西部”对于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而言，无非是一个暂时安定边疆的权宜之策，不可能有长远的规划和实质性的措施。罗家伦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也不过如泥牛人海，毫无声息。任命历史学出身的罗家伦出任印度大使可以说是“得人之举”。罗家伦对中印关系问题也一直比较关注，并曾经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加以讨论。在大使任上，他竭尽全力，为维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“国际形象”而四处奔走，但却无法挽回“蒋家王朝”“大厦将倾”的政治宿命。降旗撤馆，黯然返台，他的所谓“外交”实践，一言以蔽之可以用“以受命危难开始，以彻底失败结束”来形容。罗家伦的政治生涯，一次次的起落，无一不是“高调开场”，尴尬收局。到了晚年，罗家伦终于回到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老本行——历史学的天地，可惜，他所从事的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，而是被“偏安一隅”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再一次“御用”的“史政管理”，被台湾学者吴相湘语带嘲讽地讥为“修史不成编”。

回到大历史的“现场” 引言——回到“现场” 第一章 “引领时代风潮”——罗家伦与新文化运动和“五四”学生运动 一、“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”——罗家伦童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时代的学校教育 二、“今日之世界新潮”的“弄潮儿”——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罗家伦与“新潮社” 三、“一笔写出五四潮” ——罗家伦与“五四”学生爱国运动 第二章 “国难一时未已，当储学以救民族的沉沦” ——罗家伦与他六年的海外“求学问之路” 一、“关了罗马史，翻开思想书”——罗家伦的六年美欧游学生活 二、“为学术而学术”？——罗家伦美欧游学期间的“学术的兴趣” 三、“对于国家辞不了的义务”——罗家伦美欧游学期间的“社会的兴趣” 第三章 “教育救国”——罗家伦的教育管理实践和教育思想 一、“党务教育”的“正规化”、“学术化”——罗家伦与中央政治学校 二、“新清华”的“学术独立”——罗家伦与国立清华大学 三、建设“复兴民族文化的大本营”——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 四、建设“有机体的民族文化”和塑造“强者”的“新人生观”——罗家伦的“大学之道”和教育思想 第四章“闲职”不“闲”——罗家伦的西南、西北“宣抚”和他的“新边政观”、“新民族观” 一、“滇黔寄兴”——罗家伦的西南边疆考察 二、“经营趁早”！——罗家伦的西北边疆考察 三、“新疆——中华民族的屏障”——罗家伦与新疆监察区监察使一职 四、“国家是民族的国家，民族是国家的民族”——罗家伦的“新民族观” 第五章 “悲惨的光荣”——罗家伦与国民党政权和印度政府的“建交”和“断交” 第六章 “痛定思痛”——罗家伦在台湾 结语——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“体制内”和“体制化”知识分子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