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随人圣庵摭忆（上中下）

黄濬，字秋岳，又称哲维，号壶舟，室名花随人圣庵，生于清光绪十六年庚寅（1890或1891）。据高拜石《古春风楼琐记》，黄濬本籍台湾，其父黄彦鸿，字芸淑，光绪十四年戊子科举人，十六年庚寅科进士，签分户部主事，供职北京。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台湾沦日后，遂久居都下，把籍贯改为福建。黄濬十七岁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，授举人，七品京官。尝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。入民国，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承政厅秘书科科员，交通部法规编纂员，交通部秘书，财政部佥事、秘书、参事。得汪精卫等人赏识，1932年8月，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，荐至地位仅次于秘书长之简任级机要秘书，得与闻密勿。1937年8月，以通日寇，父子俱伏法白门。

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为民国时期出版的一部笔记资料，原稿最初连载于《中央时事周报》，续刊于《学海》，起迄于1934年至1937年8月。积时既久，汇成巨帙。该书出于福建侯官（今福州）黄濬之手，素被学界所重视。 有关《摭忆》成书经过，黄氏友人瞿兑之在该书序中曾说明原委，略谓，黄氏生前，将编定之“二巨帙”邮瞿；瞿“乃稍纠其笔误数处，并志所疑于眉端”。此稿随为天津孔某借阅。黄伏法后，孔某关河转徙，但仍守信将原稿退瞿，还付黄家。黄家乃于北平付印，并乞瞿氏作序。序中未明言该书付印包含多少条目，亦未言印刷情形。该书之序写于昭阳协洽之年（即癸未，1943年）。是为初版。初版仅印百部，未广流传，且非全编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香港龙门书店高伯雨据1943年初版影印。该二种版本相同，仅收至1936年12月为止，全目347条。黄氏友人林熙称，在黄被诛后，“很怀念这部笔记，深恐年深日久渐被消灭，而不知北平已有单行本也，因耗重资请人入某大学图书馆检出《中央时事周报》，以一年之力钞为八大册。未经印入单行本那部分文字，曾于1966年刊于《大华半月刊》，今又印单行本，名曰《补篇》云”。 自《摭忆》一书行世以来，除非常岁月，学界之评价，实无大异。率皆持人书分论主张，即不以人废言。刊印初版之黄澄怀、瞿兑之，以及居港之林熙，或为黄氏兄弟，或为生前旧雨，尚有某种亲情故谊在（即此辈亦是《摭忆》成书之功臣），而与黄濬毫无关系者，若郑逸梅、邓云乡诸先生，亦高度评价该书之文史价值，促成重新刊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旅美房兆楹教授（美国恒慕义《清代名人传略》之主要撰稿人），对香港龙门书店老板周康燮“竭力推荐”此书，谓“它的史料价值很高，而且在近五十年来用文言写的笔记中，堪称首屈一指，实在值得予以翻印，供给学术工作者参考”。因而周氏决定影印发行。 中国大陆学者，陈寅恪先生当是最早肯定《摭忆》史料价值之一人。陈著《寒柳堂未定稿》记述：日本投降，“重返清华园，始得读秋岳之书，深赏其旸台山看杏花诗‘绝艳似怜前度意，繁枝留待后来人’之句，感赋一律”。“秋岳坐汉奸罪死，世人皆曰可杀。然今日取其书观之，则援引广博，论断精确，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，实为上品，未可以人废言也。”在《寒柳堂未定稿》（补）中，陈先生弟子刘适（石泉）引黄萱函称：“陈师对于黄秋岳的摭忆备极赞赏，他说：‘秋岳虽坐汉奸罪死，不当以人废言’”。迨晚岁拟《寒柳堂未定稿》时收入此诗，题目改称《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（一九四七年春）》。约二十年间，他无改固常，坚持人书分论之初衷。 黄濬少年入京，自谓居北京三十年，熟习北方风土人情。既入世，同权宦显要，前辈名公相接席，周旋唱和，殆无虚日。耳食既多，目见益广，对清代民国之史事掌故与夫人物轶事，详为记述，或加考订，或予议评。推而及之，远及上古，旁涉海外，于军国大政、宫廷秘史、财政金融、人际交往、旅游山水、生产环保乃至社会万象，林林总总，匪特内容丰富、议有见地，且文字生动，委婉传神，足称洋洋大观。说者谓，其“所据资料，除杂采时人文集、笔记、日记、书札、公牍、密电以及有关的一些外国人著述外，亦多本人亲自经历和目睹耳闻者”，故有裨史事，良可征引；“瞿兑之推重该书谓‘与夫交游踪迹，盛衰离合，议论酬答，性情好尚，而一时政教风俗之轮廓，亦显然如绘画之毕呈’，伦比洪迈之《容斋随笔》，确非谀词”。《摭忆》一书作为笔记史料之价值，已可概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