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厢记

本剧与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桃花扇》一起被誉为"四大名剧"，它们体现了我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最高成就，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价值。本书以暖红室复刻凌濛初本为底本，并以王骥德、金圣叹、毛西河、刘龙田、何璧、张深之诸本以及《雍熙乐府》参校，并结合了近些年的一些研究成果，由久负盛名的岳麓出版社出版，包装精美，是戏曲爱好者阅读、收藏之佳品。 如果有人问，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剧作是哪几部户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：应是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殿》和《桃花扇》。 《西厢记》是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作品。 关于王实甫的生平，我们知道的不多。元人钟嗣成说他“名德信，大都(今北京)人”。明初贾仲明则给他写过一首吊词：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，莺花寨明台台排剑戟，翠红乡雄纠纠，施谋智，作词章风韵美，士林中等辈伏低。新杂剧，旧传奇，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。 从词里提到“风月营”、“莺花寨”的情况看，王实甫很可能是常与歌妓艺人生活在一起的“书会才人”，他的《西厢记》，在元明之际已被认为是“天下夺魁”之作。 据我们判断，《西厢记》大约写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(1299—1307)之间。它取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《莺莺传》。这篇小说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，展示了唐代社会负心男子“始乱终弃”的爱情悲剧。到了北宋时期，这篇小说被收进《太平广记》，传播更广，苏轼、秦观等著名诗人对它有过题咏，并且成为民间说唱的题材。金代董解元写了一本《西厢记掐弹词》，他不仅丰富了《莺莺传》的情节，更重要的是赋予莺莺和张生以全新的面貌，强烈地突出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法的主题。在元代，戏剧勃兴，王实甫在董解元《西厢记》唱本的基础上，进行再创造，写成了“天下夺魁”的剧作。 在封建时代，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，婚姻要服从家族和政治的利益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成了禁锢青年的枷锁。王实甫《西厢记》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，首先在于它正面提出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的主张，希望青年男女能够打破封建礼法的牢笼。在戏里，王实甫以生动活泼的笔触，揭示了封建礼法的维护者和争取恋爱自由的男女之间尖锐的冲突。老夫人是疼爱女儿的，但她更注重维护“家声”，认为无论如何不能“辱没了家谱”。当孙飞虎兵围普救寺，宣称要把莺莺掳去当压寨夫人的时候，从“家声”考虑，她不得不表示愿意把莺莺许配给声称能够以计退贼的张生；等到贼兵退了，从“家声”考虑，她便不愿意承担诺言，演出了“赖婚”的一幕。而后来张生、莺莺明来暗去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她不得不接受既成的事实，也是因为担心“家声”受玷。很明显，主宰老夫人的行动的，正是在封建礼法遮盖下的家族利益。王实甫环绕着老夫人三番四复的变卦，揭示她的性格实质，给封建婚姻制度以有力的打击。 在男女青年不能自由恋爱的情况下，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和莺莺爱起来了。他们在佛殿相逢，一见钟情；他们在月下吟诗，互通款曲；后来发展到传书递简，跳墙赴约，西厢幽会。这一幕幕反抗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”的行动，不知使多少卫道先生咬牙切齿，乃至把《西厢记》列为“禁书”；也不知使多少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青年男女，为之击节，为之陶醉，为之神魂飞越。它是在封建礼法夜幕下使人灵魂震撼的闪电。 王实甫善于根据人物所处的不同环境，展现不同的人物性格。张生书剑飘零，功名未遂，一介寒儒，他对爱情的追求是大胆勇敢的。莺莺作为相国小姐，表现就不同了，她爱张生，却又躲躲闪闪；她要依靠红娘的帮助，却又想瞒着红娘，不肯让红娘晓得她内心的秘密。王实甫细致地刻划莺莺在不同阶段中的心理变化，使她的性格显得十分突出，也让观众看到青年男女要战胜封建制度是多么的艰难，他们固然要敢于突破种种世俗偏见，还要挣脱自己在心头上的枷镇。我们认为，王实甫高明之处，在于他能洞察不同身份教养的人的内心世界，赋予他们不同的个性。正由于《西厢记》的戏剧冲突，是以人物的性格冲突为基础，因此显得特别富有生命力。 《西厢记》的语言，本色与文采交错，使人读来满口生香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，应从喜剧的角度看待这部作品，才可以准确地理解它的艺术魅力。